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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時事評論

西藏問題的真解決-基於中間道路的獻議

作者作者:曾建元




壹、問題之緣起
1959年三月十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依金剛扎滇之神諭,倉促決定逃離西藏,在印度共和國總理尼赫魯(Javāharlāl Nehrū)的協助下,於喜馬偕爾省(Himachal Pradesh)坎格拉縣(Kangra)小鎮達蘭莎拉(Dharmsāla)重建甘丹頗章王朝噶廈流亡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廢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數年後在西藏設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從此,西藏民族隔著喜馬拉雅山,在人為劃定的國界上,被迫分開為兩個世界。

半個世紀以來,兩個西藏各自的發展,皆面臨著西藏民族宗教與文化傳承上的重大危機,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下的西藏,面臨的是以漢人為首的無神論共產主義黨國的殖民和同化的危機;流亡印度的西藏,面臨的則是與祖國土地分離、在異鄉永遠居於主流社會邊緣的生存困境。政治上的歧異更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實施中國共產黨黨國體制,並以國家力量介入藏傳佛教寺院的內部管理和活佛的認證;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則在流亡社會引進立憲主義,頒布〈西藏流亡藏人憲章〉,最終終結了甘丹頗章王朝的神權政治,實施了自由的民主政治(Liberal Democracy)。

西藏本是一個高度宗教化的社會,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中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的人間化身,是甘丹頗章王朝傾全國之力培養的聖王和哲學家皇帝,對於西藏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必然包括對於達賴喇嘛的尊重,而事實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道行修為、見識和領導,毫無疑問,亦足堪擔當西藏神權政治神人領袖的大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十二萬西藏難民流亡印度五十年,這是西藏民族的劫難和悲歌。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黨國體制對於西藏的直接統治,以國家機器對於作為西藏民族宗教化文化人格化形式的達賴喇嘛的詆譭,表現為無神論者與漢族的殖民統治,就是一切西藏問題的歷史根源。

西藏現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之下,西藏民族的傳統生活領域,除衛藏地區設立有西藏自治區外,安多地區分屬於青海、甘肅兩省與寧夏回族自治區,康區則分屬四川和雲南省。歷史上,衛藏為西藏歷代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安多與康則與漢族和其他民族混居,藏族和漢族政權各有其治理機制,整個藏區都效忠於達賴喇嘛領導的噶廈政府。噶廈政府出走之後,西藏民族喪失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民族傳統領域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區分而治之,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共產黨黨國體制的領導和控制加以統合。由於存在流亡之噶廈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競爭西藏政權的正統,根深蒂固的藏傳佛教神權意識形態難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毛澤東思想黨國意識形態所取代,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藏區的統治正當性面臨強烈的質疑,這也就造成西藏政治秩序的不穩定,而西藏政治秩序的不穩定,則也會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穩定產生連動的效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則不只是整體的政治穩定,甚至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秩序的統一,這也意謂著中華各民族生存空間完整性的破壞。

貳、問題之爭點
結束域外西藏的流亡狀態,恢復西藏的統一,在甘丹頗章王朝神權政治終結之後,使西藏人民得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政治承諾實現真正的民族區域民主自治,同時在西藏重建以達賴喇嘛為中心的藏傳佛教法脈,是流亡西藏關於回歸後未來西藏的理想圖像。流亡西藏將其主張總結為「中間道路」路線,反對共產黨在西藏的黨國統治和移民實邊的殖民政策,但也不追求西藏獨立建國,而不追求西藏獨立建國,自然也就沒有分裂祖國的問題。

表面上,「中間道路」這一立場可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中找到共識,但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領導藏傳佛教法脈的重返,依其在西藏此一宗教化民族文化中的巨大影響力,很可能會動搖到共產黨黨國意識型態在西藏的濡化;其次,關於民族區域自治,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西藏人在各級西藏民族自治區中擔任政府首長和人民代表大會主任就是民族區域自治的表現,但流亡西藏要求的是真正的名副其實的自治,也就是要由西藏人民以自由競爭和選舉方式產生各級民族區域自治組織,然而這樣一來,便極可能導致黨國體制喪失對於西藏各級民族民主自治政府的控制,從而瓦解了共產黨在西藏的統治,也會對於漢地和其他民族地區造成示範效果,使共產黨黨國體制受到全面的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和流亡西藏的真正民族自治之間,因而存在著難以相容並立的根本矛盾,而我們也要直白地指出,這一矛盾乃深深地根著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體制的集權本質,認清了這一點,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流亡西藏藏人行政中央的一切有關分裂主義隱藏計劃的指控,雖然並不符合事實,但如許的誅心之論,無論是西藏獨立建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西藏各民族自治區的統一為大西藏地區自治,都在在真實表達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失去西藏和喪失政權的深層恐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鬆動對於西藏的全面控制,因為唯有如此,它自認它對於內陸亞洲的安全戰略佈署才有可能成局,以漢人為中心的中華各民族的整體生存空間才得以確保,而它也才能在阻力和代價最小的情況下,不必顧忌藏人社會的反對,恣意地汲取西藏的自然資源。

參、問題之評估
流亡西藏的存在,是西藏民族的悲劇,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藏最大的失敗。這永遠刻畫著人們對於一個原本遺世而獨立的民族,遭受到外來政權殖民統治的歷史記憶。民族離散的傷痛,民族尊嚴的屈辱,在高度宗教化的西藏民族當中,便會由僧侶和尼姑或具有高度宗教情懷的個人,以焚身殉教的方式,代替眾生表達象徵性的精神反抗。

西藏問題乃包含著幾個面向:
一、關於西藏民族流亡的人道問題
自一九五九年起至今流亡印度及海外各國的西藏難民至少十二萬人,他們絕大多數未取得其他國籍,因而無法申請護照或持旅行文件取得返國簽證。無論這些數量龐大的難民,是否能在流亡所在國融入主流社會,落地生根,他們被迫斷絕了與故國家園的關係,被剝奪了回家的權利,和親友生離死別、參商永隔。每一個流亡者幾乎都代表著一個家庭,每一個家庭或多或少都有流亡者,這是當代西藏人最慘烈的遭遇。

二、關於西藏民族宗教文化的傳承問題
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的教主,觀世音菩薩的人間化身,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藏傳佛教各大教派法脈,俱已流亡印度。藏傳佛教是西藏民族精神、道德倫理和文化的核心,無論西藏世俗政治如何演變,西藏人民崇拜藏傳佛教者,必定在精神上皈依與效忠達賴喇嘛。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蹕達蘭薩拉傳法,本身就是西藏民族人間苦難的象徵,是藏傳佛教劫難的證明,也是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滅佛的最大指控。中華人民共和國長年敵視與詆譭達賴喇嘛,禁止藏人在寺院或家中懸掛達賴喇嘛像,介入轉世靈童認證,而竟又推動黨國領袖像入寺入戶,形同以共產黨黨國領袖取代活佛達賴喇嘛,其荒誕和狂妄,表現在前共產黨前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張慶黎的名言,「共產黨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薩」,這豈非是對於西藏民族精神人格的極度侮辱。聖俗意識型態上的分歧和藏漢民族界限、黨國與人民統治關係幾乎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便成為異己或他者,不可能得到西藏人民的擁護。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年事已高,也多次表明有意停止轉世,一旦圓寂海外,流亡西藏和精神西藏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抗將再至少持續一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的統治將永無寧日。

三、關於西藏在漢人殖民下的民族歧視問題
西藏民族流亡海外,民族分離,無論如何歸責於達賴喇嘛和流亡噶廈政府,西藏的實際統治者皆承擔著直接的政治責任,不容旁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藏實施黨國體制,共產黨派任領導各級民族自治政府的黨委員會書記,率皆為漢人,表現出共產黨對於西藏民族幹部的不信任;非但如此,共產黨更在藏傳佛教寺院內建由黨領導的民主管理委員會,由無神論者來主導寺院管理,如果是真正的民主自治管理,各大法脈寺院尚能接受,但共產黨卻是以民主管理之名行就近監管之實,甚至設立公安局派出所,派駐公安警察,公然展示國家暴力,干涉宗教自由與其自治,直接激化在西藏民族中居於社會菁英領導地位的僧侶階層與共產黨的對立情緒;而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域外西藏勢力的滲透和境內反政府民間力量的高度戒備,由漢人共產黨幹部實際領導的治安當局和司法機關乃對於藏人社會中的集體行動和漢藏民間衝突格外緊張,經常反應過度,處置嚴厲而未必公允,因而對於藏人日常生活造成騷擾,社會恐慌瀰漫,而形成偏袒漢人和歧視藏人之印象,更加引發西藏民間的不滿;最後,西藏的開發吸引了漢人前來淘金,然基於文化因素,漢人一方面欠缺對於西藏人文和環境資源的感情和尊重而形同經濟掠奪,另一方面則在人才的晉用上濫用漢人文化中慣見的各種社會和私人關係,導致漢藏同工不同酬以及不公平的商業競爭,乃形成漢人政商集團對藏人勞動者的剝削。

四、關於西藏的生態環境和西藏人民的傳統生活問題
西藏地處高原雪域,號為第三極,為亞洲次大陸的水源地,然環境敏感,不當的農業生產和自然資源開發,極易耗劫地力,破壞生態平衡,造成難以回復的環境傷害,亦可能影響及中國和鄰近各國的氣候。內蒙古沙塵暴之殷鑑可謂不遠矣。西藏傳統的游牧生活,是人與環境歷史進化下形成的最佳平衡狀態,使草原植被得以休息復原,而藏傳佛教則又是上天賜給人類的奇妙禮物,祂讓曾經稱霸一方、剽悍強盛的吐蕃帝國子民,安貧樂道,敬畏天地,與草木同悲喜,與大自然和諧共生,成為高原環境最忠實的守護者。相對於藏人,漢人務農、重商、人定勝天的民族性,以及共產黨唯物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當其成為主導西藏發展的政策方向,而在實踐上表現為商業化農作、圈牧、礦冶、景點和土地開發建設等等大規模的經濟活動時,便容易在西藏帶來過度開發的人為災難,為環境帶來沉重負擔。而當牧民被迫離開土地,而又無從投入農、工、商業的營生時,他們則極易陷入貧困,淪為社會邊緣人,影響著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五、關於西藏歷史和主權的詮釋者觀點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西藏主權的主張,係基於「西藏自古屬於中國」的論點,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主要論據有二,一為一二四七年蒙古定宗二年薩迦派法王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率吐蕃各部於涼州白塔寺與蒙古汗國西涼王闊端會盟,歸附稱臣。而後蒙古改國號元,征服南宋,領有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家乃強解為中國領有吐蕃之始。其實當為中國與西藏同受蒙古統治;另一論據為一六三九年清太宗崇德四年,清與西藏格魯派法王達賴喇嘛五世建立供施關係,而後清朝陸續征服蒙古各部和南明,遂據有中國。一七九三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清朝派兩廣總督福康安領兵平定廓爾喀入侵西藏後,頒行〈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規定駐藏大臣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平等。與西藏甘丹頗章王朝達賴喇嘛建立供施關係的是滿洲皇帝,藏人與蒙古人、漢人同受其統治。孫中山領導排滿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中華民國,蒙古和西藏繼而恢復獨立,滿清雖頒布〈清帝退位詔書〉,期「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但蒙、藏仍於一九一三年簽訂〈蒙藏友好條約〉相互承認,表達獨立建國之意志。以上的歷史例證,旨在說明,對於西藏歷史,流亡西藏存在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的觀點,亦即曾經統治中國的蒙古人和滿洲人也同時統治著藏人和漢人,漢人擺脫蒙古和滿洲統治,不能直接推論漢人政權便擁有對西藏的統治權。而我們更要指出,用當代國際法的主權概念來解釋古代東亞各國和中國的國家和民族關係是不恰當的,因為當代國際法強調國家主權平等,而中國和受中國影響的國家,卻是以自身為世界中心建構有尊卑差序的國際秩序,故而不能以古代中國的國際觀,來認定當代中國對於鄰近國家與地區的歷史主權。然儘管流亡西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不同的史觀,這也並不妨礙西藏人民通過自決權的行使,而選擇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而這也正是當前流亡西藏噶廈政府中間道路政策的基本主張。

六,關於西藏民族區域空間和制度的問題
民族區域自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寫在憲法中對於各少數民族的神聖承諾,關於民族區域,要按照民族生活空間的客觀事實來界定,所謂自治,則自然應當要尊重民族自治的意願。西藏民族的傳統生活領域,除了西藏自治區,還包括鄰近各省區的藏區,依照民族區域自治原則,這些相鄰的藏區,理當統合為單一的西藏民族自治區,此即所謂的「大西藏」。歷史上是否存在大西藏,並不是大西藏建構的條件和依據,大西藏的統一是緣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法理邏輯的推論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認為大西藏佔有其現在疆域過大,而且邊緣地區與漢人生活領域重疊,則其對策應是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修正原則,主張在特殊情況下容許分區自治,或是在尊重西藏民族意願和追求漢藏共同發展的前提下,設計出針對西藏特殊情形的民族自治體制,如以民族議會實現形式的大西藏。從流亡西藏的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反對大西藏為由來反對達賴喇嘛第十四世和流亡西藏,是假議題,因中華人民共和國連在現行各藏區實現真正的民族自治都不肯為,連西藏自治區的民族區域自治都虛有其表、徒具形式,關於西藏自治區劃和自治體制選擇的其他辯論也就毫無意義了。

肆、問題之解決:分階段實現西藏民族的自由和自治
一、西藏問題的解決是統治西藏者的責任
西藏問題的發生,導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黨國對西藏的直接統治,西藏問題的解決,因而要考量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的意願和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仍以維持共產黨黨國的領導為最高目標,因此任何挑戰黨國統一統治權威,或者暗示地方省區可以脫離中央掌控而民主自治的改革方案,都不會為其所接受。但就中長期來看,中國人民也不可能容忍共產黨黨國體制的專制統治無限期地延續下去,所以西藏問題的真解決,必定要伴隨著中國民主轉型主客觀條件的日漸成熟,才能夠找到契機。

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控制著西藏,但只要流亡西藏存在一天,其統治正當性就會有所不足,而西藏民族的各種形式的反抗,也不會有終止的一天。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如要長治久安地統治西藏,它就必須解決流亡西藏的問題,尋求與其合作,共同追求漢藏民族間的和解與共生。基於對於官僚政治制度惰性的認識,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共產黨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在既有的政策方針下解決西藏問題如同緣木求魚,這必須由黨國的最高領導展現解決的決心,形成新的政治動能,制定新的政策方針,才能打開當前的僵局。因此對於西藏問題,應當要區別不同的階段性目標,利用前一階段累積的互信和成果,作為追求下一階段成就的動能。

西藏問題的解決,如果是統治西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當局的責任,則就不應該歸咎於二零一零年即中止的藏中對話,對流亡西藏多所指責,因為,流亡西藏噶廈政府不是西藏的治理者。而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承認其合法性,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藏決策,只能自己作成,至少應就能操之在己、自身能夠決定的部分,自行實現政策目標。因此,對於西藏自由運動的存在,不是以「分裂祖國」這類空洞的政治詞彙指責不願受黨國統治的自由藏人,而是反求諸己,問問自己的治理為什麼非要憑藉黨國高度的社會控制,如果祖國和故鄉這樣幸福,西藏人為什麼要流亡?為什麼要自焚?而我們更要不客氣地問,涉藏的維穩和統戰部門,究竟是為了解決西藏問題而存在,還是依賴西藏問題的不解決而存在?

二、應珍惜和感謝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西藏民族精神的人格化體現,他慈悲與寬容的宗教情懷,是化解民族仇恨、促進互信和愛的力量,西藏人民對於西藏民族問題之所以未訴諸暴力解決,堅持非暴力抗爭的路線,無可否認,全因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精神感召和魅力領導。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於西藏民族集體意志的影響力無人可以代替,他希望西藏留在中國,認為藏民族和漢民族的合作,能為西藏帶來最大的利益和福祉,因此他積極推動以「尋找共同點」為主題的國際漢藏對話,通過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和臺灣,讓流亡社會重新認識漢人社會與文化,又說服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卡德爾和內蒙古人權同盟主席席海明採行中間道路政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於中國的統一有著與共產黨不一樣的圖像,共產黨用黨國專制將異議者趕了出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則用慈悲和理性提供了「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另一種選擇。對於蒙古和漢人佛教徒而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一位得道高僧、人間活佛,在國際社會,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自由的守護者,深受各國人民的尊敬與推崇,對共產黨而言,這更應被視為是一位價值信念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相通的對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近年頻頻發言肯定胡耀邦和習仲勳等開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黨政領導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釋放善意,可謂用心良苦,也對比出共產黨統戰和宣傳部門官僚的粗魯和霸道。表達對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溫情與敬意,不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格和文明程度的展現,也代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人類共同價值的擁護和對於西藏民族的尊重。職是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部門應該停止對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人格詆譭和攻詰,對於「披著羊皮的狼」、「人面獸心的魔鬼」之類的謾罵、批評,要有所自制和知所分寸。只因口頭上的快感,而自絕於西藏人民的認同、雙邊和平和和解的機會,並使自身的國格受世人輕視,乃得不償失、愚不可及至極之舉。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要珍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所創造的條件,設法通過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來化解各種漢藏民族矛盾,徐圖解決西藏問題,避免其他政治議題的干擾。關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以「停止分裂主義主張和行動」以及「承認臺灣為中國一部份」作為同意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率領流亡藏人返國的條件,此則十分荒謬,因為流亡西藏的基本國策是中間道路,不尋求獨立建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將與其相左的主張一律栽贓為分裂主義,而臺灣問題則和西藏人毫無關連,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此做出承諾,無異於魔鬼的交易,其結果將會嚴重傷害自身作為修行人的道德制高點,喪失政治上的誠信,也將根本失去作為西藏民族精神領袖的地位,等同出賣了流亡藏人、臺灣人和所有反對中共的力量。

三、維護藏中一定互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來不承認流亡西藏噶廈政府,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推動流亡民主,終結了神權王朝,從而卸下了西藏國家元首的身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也就不再必然具有流亡西藏官方代表的意義,而給予了藏中官方對話更靈活的形式。在藏中對話於二零一零年軋然中止之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仍通過自身的努力,尋求一切對話的可能性,藏人行政中央對此亦表示全力支持。其實這樣的對話努力是有必要的,其作用在於維持最低程度的互信,以避免誤會而做成不利於雙邊關係改善的決策。去年八月國際媒體便傳出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黨政部門的非正式代表,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赴文殊師利菩薩道場山西省五臺山朝聖問題交換了意見的消息。五臺山地近北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只要能重訪中國,哪怕只到五臺山,都帶有和解的意義,也會因動見觀瞻,資訊傳播的效果,催生出中國大陸人民重新認識和反省西藏問題的機會,而有助於形成有利於西藏問題解決的輿論和政治氣候,所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是隨時等待這一刻的來臨的,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強人所難,對於宗教朝聖之行加諸以太多不相干的政治前提。我們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五臺山朝聖單純化,作為一項信心措施來處理,在適當時機,可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以私人和晚輩身分公開表達邀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訪問五臺山的意願,這是單方面可以口惠的作為,未必需要由雙邊協商來做成決定。至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何時可以成行,則關乎流亡西藏政治和法律問題的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必須先行自行處理,而訪問的技術細節,自然要由雙方代表協商安排。

前已言之,流亡西藏希望西藏問題和其處境能為更多的中國大陸人民所知悉,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的相關訊息十分不足而且片面,流亡西藏認為這是造成中國大陸人民誤解其為分裂主義的原因,而也因為受到既有民意傾向和政策立場的制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轉向牽涉到諸多黨政部門利益和國家意識形態上的衝擊,反為不易。五臺山朝聖是改變中國大陸輿論和政治氣候的一個機會,所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對之有所期待。可是,改變的途徑不一定只有一端。讓更多的人理解西藏問題,才可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體制內部醞釀出同情的氛圍,而可以在適時出面提供政策的建言和輿論的支持,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在內部擴大涉藏知藏人士的圈子和陣容,也可用以抵消既有部門的抵制和反彈。其最為保險的作法,就是讓藏學學者、涉藏智庫、各級西藏自治區黨政官員都能和流亡西藏各界展開交流,此則可由流亡西藏的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學者或智庫做起,不論地點是在印度、美國、歐洲、澳洲、日本,或者臺灣。印度可以提供藏中地理上的利便,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士還可以親身到達蘭薩拉和印度各地的藏人聚居點自由考察和體驗流亡西藏的種種;臺灣則是全球最自由的中文資訊交流中心,目前尚設有中央部會級的涉藏機構蒙藏委員會,藏人行政中央駐臺灣代表處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每年均與臺灣公民團體合辦兩場《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則與臺灣淡江大學西藏研究中心和中國文化大學蒙藏學術研究中心交流密切,藏中在此進行對話,可以得到廣泛和深入的討論意見,是評估政策可行性最好的場域,也是政策行銷最好的平臺。

四、以釋放善意、促進諒解和主動排除藏中對話障礙為近程政策目標
西藏事實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如果後者認為其為西藏人民的國家,則它就有責任促成流亡西藏的回歸,讓西藏人民不再受家族骨肉手足分離之苦、在自己土地上如異鄉人般地受漢人黨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藏政策完全可以自己決定,而不需要流亡西藏的同意,更者,關於流亡西藏回歸的問題,統治西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握有最大的決定權。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流亡西藏,則要求流亡西藏提出政治承諾,乃毫無意義。但流亡西藏是一面鏡子,可以如實映照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西藏的失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把藏中對話當做是其治藏政策之政策過程的問題識別方法之一,是找出西藏問題解決方案的一種途徑,換言之,任何有助於西藏治理的建議,都應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恥下問、虛心求教的對象,何況是這種非正式對話。而如果流亡西藏對於西藏的治理提出了批評和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同意這些批評和建議是可取的,則不待與流亡西藏的談判結果如何,就應該主動將之應用在治藏政策之上。事實上,當西藏民族自治真正實現了,流亡西藏就沒有存在的價值,藏中談判是不是恢復,就根本不是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先找出操之在己的近程政策目標,鬆綁對西藏社會的控制,緩和官民和漢藏間的緊張關係,對整個西藏民族釋放善意,促進諒解,為藏中對話排除政治和法律障礙。就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五臺山朝聖一事為例,表面上是宗教議題,卻帶有豐富的政治意涵,包括對於流亡西藏乃至於所有政治反對運動的和解、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宗教領袖地位的承認、對藏傳佛教的支持等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先行表達邀訪的口惠,藉此全面停止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惡意宣傳,主動打開僵局,引導輿論的走向,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導權,進一步則應採取具體步驟,先行排除自己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到訪所設定的政治和法律障礙,過去強人所難而要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做出違背良心、出賣西藏和臺灣人民自決權的政治前提應當宣示放棄,而這只要宣示將西藏問題單純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來思考和解決即可,既暗合呼應中間道路的架構,也表達了依憲執政、依法治國的立場,匡正了過去過於強調黨國政治意識型態的偏向。接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應宣示視西藏問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歷史中遺留的政治問題,不會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所涉及的顛覆國家政權罪嫌進行訴追,並將在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代表完成關於其回國的政治談判後的適當時機,由國家主席建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施特赦。此一作為,正取法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處理臺灣問題的智慧,他在一七零零年康熙三十九年即曾詔示:「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傳統西藏神權王朝和現代共產主義黨國體制的碰撞,又何嘗不是同樣的問題,如何不能同樣地思考?

流亡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矛盾,最早是由西藏文化滅絕出發的,而流亡西藏所關切者,除了保存西藏語文避免漢化,另一則是保存西藏的宗教化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誇稱的解放百萬農奴,流亡西藏並不完全否定,因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當年即兼任西藏改革委員會主任,親自推動西藏的現代化改革。故而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應積極表達的,是維護宗教自由和自治的承諾,具體的作為,可有:命令共產黨支部、派出所、軍警、和與宗教無關的政治領袖像和政治符號退出寺院、不再介入轉世靈童的認證、尊重達賴喇嘛在藏傳佛教中的領袖地位和人民對於達賴喇嘛的禮敬,並尊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關於其自身於圓寂後是否轉世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亦自當歡迎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各派法王到五臺山朝聖,而更應歡迎其最終歸返故土延續法脈。只要放開對於藏傳佛教的控制,採行與藏傳佛教共治的政策,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藏區成為護法者,藏傳佛教便會發揮其原有安定社會人心的力量,寺院和僧侶也就不會再基於護教的動機而對黨國進行反抗。只要藏傳佛教復興,其教義和教徒的力量自然會對西藏黨政部門的政策思維產生影響,藏傳佛教節制人欲的思想,乃有助於抑止資本主義掠奪性的環境開發,還西藏人文與山林以香格里拉的面貌。

而在西藏問題未解決、流亡西藏未回國之前,流亡西藏為求生存,仍需要一定的國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此要有所體諒,因此,對於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和噶倫的出訪,不必要動用國家資源阻擋,徒然傷害西藏人民的感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關係和文明形象。

五、以實現各級黨國體制中的藏人治藏作為中程政策目標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藏政策中,最受詬病的,則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民族區域自治,所以流亡西藏方有「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提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黨國體制,而以黨國體制操縱民族自治選舉結果,確保共產黨的執政,再以黨領政,確保共產黨的執政利益,因而實際主政的是與各級政府平行的共產黨委員會、支部書記,而不是行政首長。問題是共產黨組織是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各級黨委書記實由上級黨委指定,聽命於上,而藏區的各級黨委書記,則率皆由漢人出任,坐實了漢人治藏的指控,顯示黨國對於藏人幹部的不信任和不重用。

共產黨如果要為流亡西藏返國後的西藏政局預作佈局,則就要大力培養優秀的藏人黨員和幹部,而且要讓藏人幹部也有機會在內地和中央一展長才。西藏天然的地理與氣候環境,使漢人幹部很難願意長期在藏區經營和生活,也就很難全心於西藏的施政。漢人到藏區支邊奉獻服務,自然會得到藏人的尊敬,但部分援藏幹部並非如此,而是將藏區當作升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各省市援藏經費遭援藏幹部不當挪用或貪污而無法落實的情形時有所聞。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在不必太過擔心藏人治藏導致西藏脫幅或自行其是的問題,西藏各級人民政府的公務員和中央人民政府派駐西藏機構的官員,甚至西藏各級黨委,乃至於派駐西藏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都會對於分裂主義和民族歧視的地方政策產生牽制的作用。我們強調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體制在西藏實施所造成的漢人殖民統治印象,必須以起用藏人黨委書記的事實來加以否證,這也會使治藏政策更貼近藏人的需要。當進一步落實藏人治藏,西藏的文化、宗教、經濟、社會政策,也就會更從在地人民生活需要的角度出發,朝有利於西藏永續發展的方向制定。

而關於流亡藏人返國、家族團聚的人道問題,也應當在其政治和法律障礙排除之後迅速解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特赦之後,擴大開放藏印邊界,讓海內外西藏人民可以自由往來和貿易,願意返國者,如為無國籍之國際難民身分者,可由各地與各級自治區政府與藏人行政中央合作,協助進行身分認定和戶籍查核登記,恢復或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發給護照,使之得以回國定居,如持有印度、臺灣或其他國家國籍者,則依不同之境外人士身分辦理入境簽證、申請居留或歸化。流亡藏人在印度或西方社會成長,可以回國貢獻力量,刺激西藏的改革開放,增進西藏與世界的關係,帶動西藏的進步和繁榮。

六、以實現西藏民族自治為遠程目標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黨國體制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承認不可能容許西藏實施所謂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原因眾所週知,而不願明白揭露,即黨國體制與立憲民主無法相容,所以,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流亡西藏已經實施的立憲民主移入西藏,它也就無法阻擋立憲民主在中國大陸各省市的實施,而如果共產黨的準備不足,立憲民主的實施,就有可能使共產黨失去各級政權,和可能使共產黨黨國幹部遭到以轉型正義所展開的政治清算,甚至導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滅亡,而屆時將無人可以保證,如清朝滅亡時西藏乘機宣布獨立建國的歷史會不會重演,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前實無能為力和流亡西藏就如何實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下的民族區域自治展開任何的政治對話。

但長期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不宜永遠迴避此一議題,因為立憲民主和民族自治是普世價值,而在西藏實施立憲民主的民族區域自治,也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之規定並沒有明文排除西藏的適用,換言之,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既可在香港與澳門實施,其在西藏的實施則至少也應當能比較港澳的標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難言之隱。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將西藏民族真正自治納入為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一環來加以因應,即表明只有中國的民主化才能為西藏的民主化提供條件,而公開宣示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後所要推動的國家發展目標。基於這一中國夢,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以其領導流亡西藏民主轉型的經驗和智慧來協助領導中國的民主化,並請求流亡西藏繼續中間道路政策,以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無虞國家分裂的情況下順利完成民主轉型,西藏人民便可以在確保中國順利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經由民主自決和依憲立法的方式,完成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並進而參與民主中國的建構和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把大西藏的說法,當做是流亡西藏的要脅,流亡西藏只是指出了西藏傳統生活領域的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將之視為要價,應許未來西藏自治區的範圍,根據藏人聚居的實際情形,自然會有檢討的空間,而漢藏混居的區域,也就不必然一定主張非要劃入西藏自治區不可,維持現狀,也許也是一種選擇,我們相信在追求藏漢共存共榮的願望下,西藏人民和領袖能夠認識到該一現實。

伍、結語
2008年十月三十一日,西藏流亡政府於第八次藏中會談中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交了〈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又在2010年一月二十六日第九次會談時進一步提交了〈〈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闡釋〉兩份文件,這是西藏流亡政府內部反覆討論凝聚出來的意見,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即遭到中共統戰部粗暴地全面否定,直指其為「變相獨立」,於是順勢關上了對話的大門。西藏流亡政府希望在公開自身主張的基礎上,開誠布公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話和協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認為對方包藏禍心。為此,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方才決心推動藏漢民間對話,澄清「變相獨立」的指控。

2008年八月八日,西藏流亡政府委請瑞士民間團體協助舉辦了第一屆漢藏對話會議,時任首席噶倫的顙東仁波切於餐會中答覆臺灣受邀者關於西藏流亡政府中間道路政策是否有害於藏中政治博奕的詢問時,嚴正指出,他是一位出家人,「出家人不打誑語」,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他領導的政府,關於中間道路的主張,沒有政治權謀的計算,而是真誠地希望就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對話。他也堅定表示,基於良心和道義,他們不會以臺灣問題來交換西藏的利益。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和顙東仁波切都不是世俗的政客,西藏傳統神權政治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堅持美德的精神遺產,讓我們看到中國儒家傳統所嚮往的仁義政治。

共產黨以統戰起家,型塑出精密的人性計算本能,因而難以想像真實的道德政治,這也就導致了藏中對話和西藏民族的悲劇,再者,統戰和維穩系統官僚的制度自主性和惰性,正就是依附著西藏問題的存在,這也就使人無法對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決心產生期待。我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層能認識到問題的根源,要以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精神,廣開言路,傾聽西藏人民的聲音,將心比心,關懷他們的處境。《論語.季氏》云:「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這仍是歷久而彌新的治國心法。


曾建元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華人民主書院董事、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員。2001 臺大優秀青年獎,2002年財團法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暨紀念陳同仁先生台灣研究博士論文獎,2011-2013 中華大學優良教師獎。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法政組召集人。





20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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